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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思的两篇新文章
2006-02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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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觉吴思似乎越来越悲观:
“ 其实,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,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,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,如何收买“海关”和“水师”(海军),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。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,可以少犯“远华”案中的错误。监察者学习好了,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。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,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,彻底改良土壤,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。我相信走私者是愿意学习的,这对他们有利。但是监察者为什么一定要学呢?许多人自己可以终老于高位,他们的后代可以拿一张绿卡,他们真有必要在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?他们不在乎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办法呢?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,乃是我们的悠久传统,十几次兜圈子的历史经验表明,老百姓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。”
对于后一篇文章,既然难题是真实的而解是梦幻的,那么现实情况只能是难题永远太多,而解永远很少,或者几乎没有。因此悲剧是现实的常态,而喜剧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。
吴思认为“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”,这是悲观根本的来源之一。因为由这个假定导致的结果只可能是悲观的。个人觉得也许现实并没那么悲观,因为这个假定也许并不完全正确。这种假定仍根源于“人治”的思维话语定势。不错,社会机器的操纵者是人,但是,人的操纵来源于人的观念,而人的观念,则会受到时代和潮流的影响,不仅如此,这种操纵同时还受到社会本身的制约,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。中华的封建帝国制度已经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消退了,虽然余毒仍然存在,比如专制,但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,经济形态也是彻底的变化,国际环境也完全不同。所以,是否因为专制的继续存在,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崩溃,就像中华历史一遍又一遍演义的那样?是值得商榷的。不知是不是因为吴思对传统中国解构得太彻底,以致自己被自己创造的话语框架所束缚。而那套框架,结论是很悲观的。
历史上的今天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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